话说五代十国时期，中国大地53年的乱世中，有几十位帝王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上演了一出出历史悲剧。这时候，原为后周大将的赵匡胤从历史中走出，他先是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做了皇帝。紧接着又杯酒释兵权，强化了中央集权。他的出现，不仅结束了唐代安史之乱以来200年藩镇割据的局面，也为宋王朝以后的延续筑好了基业，因此，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成功而有成就的帝王。这位军人出身的帝王，不仅智勇双全，政治上也还开明，他对待思想文化战线，总的原则是兼容并蓄而为我所用，认识到佛教对封建统治也不无裨益。故他充许佛教的存在和发展，给以适当的保护。下诏对后周世宗时未废毁的寺院，着手修复，留下来的要妥善保存。其中最重要的运作是，选派了157名僧人西行求法，寻求新颖的佛教思想，还组织刊刻大藏经，以充实和丰富传统思想文化。他还下诏禁止大型的佛事活动，不允许僧尼夜集士女开展宗教活动，表明了他充许佛教发展，但要适度和有节制的态度，充分说明了宋太祖对待佛教的政策是明智之举，也可说为北宋的佛教政策定了基调。
北宋皇帝和五台山佛教，颇有因缘的是太宗、真宗和仁宗。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，据说从小由太祖一手拉扯成人，又靠着他母亲和太祖的口头协议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有的历史家认为，宋太宗赵光义比赵匡胤要残忍（赵匡胤及儿子赵德昭的死，还有弟弟赵廷美的死，均与他有关），但他执起政来却宽松敦厚。这位非武人做天子的帝王，武功自然不怎么样，但他在伐北汉这件事上，应该说还算不错，彻底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。但当他回过头来再次征辽时，果然就露出了马脚，在高梁河的一场激战中，被辽军打得大败，背上中了一箭，险些被擒。攻辽的败绩，对这位帝王影响极大，从此余悸惊梦，种下了软弱的祸根。可见一个帝王的作为影响，对国家来说是多么重要。正因为宋太宗武功不行，只好一头扎在文治上大做文章，据说弄得还颇有点建树，还渐渐出现了些太平的景象。故这位刚愎自用的帝王，免不了时常用佛教来装饰一下太平。
宋太宗即位后开始崇佛敬僧，第二年即改龙兴寺为太平兴国寺，第三年又赐天下无名寺额为“太平兴国”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设立译经传法院，御制新译三藏圣教序，令人修撰了《大宋高僧传》等佛教典籍，还令度天下童行为僧（即位期间，共度僧17万余人）。此外，他还要求朝内文武大臣，也要尊奉和保护佛教，又大力敕建寺塔，在内殿建立道场。这位武功平平的帝王，在这方面却身体力行，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。他和五台山的因缘还有一段故事传说：相传宋太宗初即帝位，极想建立功业，故灭了北汉后，即乘胜北伐征辽。他带兵进入五台山，在南台南的一座山岭下宿营时，晚上忽见岭头出现了一圈白光，继尔在光中看到一尊金身八臂文殊像。太宗惊异之极，想到征辽大队人马进入文殊灵境，佛菩萨慈悲，定是不乐干戈，因此显圣。于是他伏地再拜，发誓护持庄严五台山道场。又在岭头上插了一支御箭，命令士兵以此岭为界，不准进入腹地，退兵绕道而行。南台插箭岭即由此而来。
上述故事虽系传说，但和历史实际也没多大出入。据说当时宋太宗确实来过五台山，他在刚刚收复晋阳之后，就在太原的平晋寺，诏见了五台山鹿泉寺沙门睿谏，询问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情况，赏赐了睿谏许多财物，命他即刻将简陃的鹿泉寺，改建为太平兴国寺。《清凉山志》还记载了他平晋之后，五台山真容院净业大师，向他进献《山门圣境图》和《五龙王图》。当皇帝正御览之时，天空突然一声巨雷，大雨瓢泼而下，太宗大惊。净业大师说：“五台龙王见驾，今二龙相会，故得瑞雨。” 宋太宗听了大喜，遂赐号崇教大师，命为五台山僧正。接着，宋太宗下诏：“五台深林大谷，禅侣幽栖，尽蠲税赋”。第二年（即太平兴国五年），即敕令在五台山重建真容、华严、寿宁、太平兴国、竹林、金阁、法华、秘密、灵境、大贤十大寺，对五台山佛教圣地，可谓是护持有加。
宋太宗扶植五台山佛教，庄严五台山道场，做得也很到位。他不仅免了五台山的税赋，还在派遣蔡廷玉等诏修五台山十寺时，为保证建寺所需，特敕河东路有司运送给财物，又安排沙门芳润担任十寺僧正。十寺建成后，即赐额鹿泉寺为太平兴国寺。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，宋太宗还命太原、成都两地铸造铜钟，分别赐于五台、峨眉两山。挂钟之日，两山各由梵僧十个，组成为首的奉迎铜钟队伍，一路洪钟声声，声闻百里，浩浩荡荡，显示了帝王奉佛的排场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宋太宗在所修的台山十寺中, 选定了唐代时文殊菩萨显圣的真容院为皇家寺院，格外优待。一是派中使，专门为真容院送来金泥书经一藏，命“每岁度僧50人，令事清修”。二是在太平兴国五年（980），令内侍张廷训，造金铜文殊万菩萨像，安奉于真容院。淳化二年（991），宋太宗又命五台山每年度僧50名，其中，规定真容院每年度僧20名，这样，他在大兴五台山佛教的同时，也将真容院开辟为皇家道场，使其成为诸寺之首。由于皇帝的扶植，五台山不仅寺庙重换了新颜，佛教也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景象。
宋真宗赵恒，也是一位颇重文治的帝王。前期虽说忙于政事，也出现过咸平之治的小康景象，但他一手策办的“澶渊之盟”，以巨额的经济代价换取契丹、党项的和平，无疑又给宋朝植入了弱软的基因。真宗后期沉溺于迷信，广建道场，祭天祀地，普度道释童行，敬重佛法。他不仅自己著作（有《圣教序》、《宗释论》等），还大开梵学进行译经，还组织好佛的宰辅词臣，如王旦、王钦若等为译经润文，在朝廷中掀起了一股崇佛的热潮。他批准太宗七女吴国大长公主，还有密、曹两王女及后宫30多人出家，其时全国僧尼达到46万，其崇佛可说胜于先朝。所以，他对五台山的佛教，也是护持有加。景德四年（1007），赐钱一万贯，对真容院再加修建，并建两层十三间大阁，赐额奉真阁，并设文殊像，其绮焕殊丽，眏曜林谷。天禧四年（1020），又降五台山普度童行。接下来的仁宗皇帝赵祯，也很尊奉扶植五台山佛教，他选中了五台山高僧崇庆撰写的《大藏经名》、《礼忏经》，命译经院刊订后颁行于世。又命善住院道高德重的和希法师为僧统（其弟子即为成觉大师），驻清凉寺（该寺在宋代设僧正司），赐号慈懿大师，管理全国僧尼事。由于这三朝帝王眷想灵峰，流光五顶，其时敕送五台山的“天书玉札”，就达380多轴，“清凉之兴，于时为盛”。当时全山有寺73座，僧人数量仅次于唐代，出现了唐代以后少有的兴盛局面。
却说宋代时，儒道释经过长期的争论斗争，佛教中的一大批既通禅理，又具文采的禅僧脱颖而出，其禅学思想，影响着儒家理学的形成。经过五代十国社会动乱的士大夫阶层，此时处于内忧外患和新旧党争的夹缝之中，感到世事难以预料，便纷纷与禅僧交接，自我陶醉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，就是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张商英等人，而张商英则是对五台山的佛教发展，有过重大贡献的一位居士。
张商英，字天觉，号无尽居士，今四川新津人，为北宋大臣，官至监察御史，后为徽宗时丞相，是当时士大夫阶层中，一位典型的维摩诘式的居士。张商英魁梧洒脱，一表人材，胆识过人，辩才无碍。相传他十几岁到京城应试时，有位向氏预先梦见神人对她说：“明天迎接相公。”第二天，途经向氏家的张商英果然到了，向氏很是惊诧，便说：“秀才如果还没娶妻，我愿意将女儿嫁给你。”张商英起先推辞，向氏便说：“你是怕考不中吗？如果考得不理想，我也不会毁掉婚约。”张商英果然进士及第，便娶了向氏的女儿。
张商英进士及第，不久担任主簿，一次他进入僧寺，看到寺里整齐的佛教金字金书，非常气愤地说：“我孔圣之书，难道还比不上胡人经书那么让人敬仰吗！” 遂在晚上坐在书院，吮笔研墨，凭纸长叹。夫人向氏叫他说：“官人，夜深了怎么还不睡觉呢？”商英说：“我正在写《无佛论》。” 向氏说：“既然无佛，那还有什么可论的呢？你应该写《有佛论》才对。”张商英对夫人的话，一时半信半迷，终于停笔。后来他拜访一位同事，看到佛龛前的《维摩诘经》，打开一看，触目的一句话是：“这病不严重，但也不会不严重”，便感叹地说：“原来胡人的话也很好啊！”便向同事把这部经借回去阅读，这时夫人向氏对他说：“你可以熟读这部佛经，然后再写《有佛论》了！”张商英对夫人所说甚感惊异，从此居然深信佛道。
这故事出自五灯会元，表面看去，张商英进入佛门，是由于夫人向氏的指点，实则是《维摩诘经》引力的使然。《维摩诘经》中所描述的维摩诘居士，是佛陀时代毗耶离城的一位大富翁，他精通佛理，辩才无碍，连文殊菩萨也要敬他三分。他家财万贯，妻妾成群，但这么个安享富贵的人，在《维摩诘经》中，则被认为是入俗化人的大菩萨，因而历来迎合了世俗贵族士大夫们的心态。张商英看中的，正是既能贪图享受，又能出污泥而做佛，故而从此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张商英做了居士后，喜欢谈禅论道，虔诚学习禅典，先后拜访从悦、大慧、克勤、报恩等禅师，由于他的佛学水平没有达到一定高度，还闹了不少笑话，但他佞佛喜禅，维护佛教，倒还专一真诚。
看破红尘爱红尘的张商英，一脚踏入仕途，就是在熙宁变法、元佑更化、蔡京专权中度过的。在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中，张商英往往慷慨放言，但又见机行事，表现出了他的不稳定性。他先是由章淳推荐，受到王安石重用，支持过王安石变法。但在旧党文彦博的反对声中，则称王安